导语：深圳女子生孩子后老公出轨，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取证，向法院起诉老公与第三者，要求法院按照重婚罪判处，法院判处起诉离婚获赔300万元。

　　张某2009年来深圳刚刚20岁，经人介绍认识了生活较为富裕的林经理，林经理比张某年长20岁，林经理经营家具生意，离异，与前妻有个小孩在美国读书。张某与林经理结婚后在2010生育小孩林小某，孩子出生后林经理经常夜不归宿。

　　张某对林某进行了调查，发现林经理从2011年3月开始就与王某同居，猜测王某应该在2011年9月左右怀孕了。张某找林经理谈话，林经理称他早就想离婚了，他在外面有人属实，外面有人说明感情破裂，更说明应该离婚，林某还以此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表示婚姻内他的过错属实，如果离婚他愿意支付10万元婚姻过错赔偿金给张某。

　　张某认为自己遭受如此大的痛苦，10万元太少了。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取证，2012年11月张某向法院起诉林经理与王某，要求法院按照重婚罪处罚林经理与王某。林经理在证据面前无法抵赖，开庭后林经理由于畏惧重婚坐牢，向张某赔偿300多万元，张某撤销重婚诉讼，离婚诉讼案件双方调解离婚。

　　法律分析

　　我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的;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所以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根据程度的不同，以及主观心理状态的不同，不但可能构成与他人同居的过错，甚至可以构成刑法上的重婚罪。重婚属于选择自诉的刑事案件，对于掌握重婚事实的案件，受害人提起刑事自诉更有利于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轻微案件刑事自诉案件撤诉、和解主动权在自诉人手里，相比较报案让公安机关介入，自己提起诉讼使得受害人在案件中的地位明显提高。

　　律师观点

　　在部分家庭中，过错方往往掌握家庭财产控制权，婚姻法虽然规定了婚姻过错赔偿制度，但是对于婚姻过错赔偿的额度往往不是很高，很难达到弥补无过错方精神损害的程度。这时候，对于掌握了对方重婚事实证据的案件，勇敢的提起刑事自诉，启动我国严厉的刑事惩罚制度往往能够给予对方更大的威慑。

　　案件启示

　　与第三者同居，不但构成婚姻过错，而且很有可能触犯刑法，受害人一方勇敢的通过刑事自诉制度提起刑事控诉，往往会给对方更大的威慑力，会给对方更大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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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婚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有什么区别?

　　重婚是构成婚姻无效的情形之一，“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之一，事实上的重婚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重婚分为法律上的重婚和事实上的重婚，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登记结婚的，是法律上的重婚;虽未登记但确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为事实上的重婚。

　　根据《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的规定，已登记结婚的一方与他人又登记结婚或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应认定为重婚行为并予以法律制裁。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采取了规避法律的方式，在与他人婚外同居时，既不去登记结婚，也不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

　　针对这种情况，修订后的《婚姻法》特别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因此，事实上的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如果双方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则构成事实上的重婚;如果双方没有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则不属于刑法予以处罚的范围，而属于婚姻法禁止的行为。

　　当然，重婚的涵义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有交叉重合之处，事实上的重婚也是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但这种同居是有名分的，即以夫妻名义相称，而不是以所谓的秘书、亲戚、朋友相称。 《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得很明确，即“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有配偶者与他人婚外同居，其直接构成离婚的法定理由，同时无过错的配偶一方有权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请求。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法律界定：

　　在夫妻一方与婚外异性存有不正当关系的情况下，无过错方要获得损害赔偿，依据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必需具备一个前提条件，即过错方与婚外异性已构成 “同居”。

　　这里所指“同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解释为系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

　　与“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界定

　　首先，“在认定构成同居关系时，应从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双方关系的稳定程度等方面进行把握”。

　　这里所指的“双方关系”，显然既包括双方的同居关系，又包括双方在同居前存有的不正当关系。因为双方在同居前存有不正当关系是发展到双方同居的基础。而这种不正当关系的稳定程度如何，可用以判断双方对后来的同居是否持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的主观追求。同居前不正当关系持续的时间越长、越稳定，越能表明双方的同居是他们在主观上有这种追求始然。

　　如果某人与婚外某异性在固定的场所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还有证据表明双方在同居的两年前就建立了不正当的关系，并有姘居行为。这就表明双方的同居是在同居前已有较稳定的不正当关系的基础上，积极追求着“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基于这一事实，即便他们实际同居的时间并不长，也理应认定他们已构成“同居”关系。

　　其次，判断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否达到与婚外异性“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的程度，还存在一个如何选择比较对象的问题。如果与合法婚姻关系中的持续、稳定的夫妻生活相比，这种同居持续了一年都不能算长;反之与那些偶然的，无固定场所的男女双方的通奸关系和姘居关系相比，这种同居即便不到一个月也不为短。显然《解释》中关于“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的规定，是与后一种情况相比较而言的。

　　再次，笔者注意到在《解释》起草中，曾“有人建议就同居问题规定出一个明确的期限，双方共同生活达到规定期限，即可认定同居”。对此《解释》未予采纳，同时有些地方法院就此作出的时间上的界定，也不为最高人民法院所认可。可见仅以时间的长短来判断是否构成“同居”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是“不利于具体案件的审理，不完全符合实际”的。

　　重婚的认定：

　　重婚是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的产物，是剥削阶级腐化享乐思想在婚姻关系上的表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重婚是不允许的。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逐步健全的今天，重婚观念很严重。所谓“大款”养“二奶”已非常普遍。重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在处理重婚案件时，罪与非罪的界限往往难以区分。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区分重婚罪与非罪的界限。

　　1.要区分重婚罪与有配偶的妇女被拐卖而重婚的界限。近几年来，拐骗、贩卖妇女的犯罪相当严重。有的妇女已经结婚，但被犯罪分子拐骗、贩卖后被迫与他人结婚，在这种情况下，被拐卖的妇女在客观上尽管有重婚行为，但其主观上并无重婚的故意，与他人重婚是违背其意愿的、是他人欺骗或强迫的结果。

　　2.要区分重婚罪与临时姘居的界限。姘居，是指男女双方未经结婚而临时在一起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不构成重婚罪。最高人民法院1958年1月27日在《关于如何认定重婚行为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如两人虽然同居，但明显只是临时姘居关系，彼此以”姘头“相对待，随时可以自由撤散，或者在约定时期届满后即结束姘居关系的，则只能认为是单纯非法同居，不能认为是重婚。”

　　3.从情节是否严重来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在实践中，重婚行为的情节和危害有轻重大小之分。根据本法第13条的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所以，有重婚行为，并不一定就构成重婚罪。只有情节较为严重，危害较大的重婚行为，才构成犯罪。根据立法精神和实践经验，下面两种重婚行为不构成重婚罪：

　　(1)夫妻一方因不堪虐待外逃而重婚的。实践中，由于封建思想或者家庭矛盾等因素的影响，夫妻间虐待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一方，尤其是妇女，因不堪虐待而外逃后，在外地又与他人结婚，由于这种重婚行为的动机是为了摆脱虐待，社会危害性明显较小，所以不宜以重婚罪论处。

　　(2)因遭受灾害外逃而与他人重婚的。因遭受灾害在原籍无法生活而外流谋生的。一方知道对方还健在，有的甚至是双方一同外流谋生，但迫于生计，而不得不在原夫妻关系存在的情况下又与他人结婚。这种重婚行为尽管有重婚故意，但其社会危害性不大，也不宜以重婚罪论处。